后去的花城，却很容易就买到了一万版。
这就足够说明问题的了。
总之，别管广东人那些钱是怎么来的，或是走私，或者沾了港怂的光。
反正要走量批发，花城肯定比沪海容易一些。
结果，还万万没想到，恰恰就在宁卫民都买好了飞花城的机票之后，一个意外的大买家主动找上门来了。
这个大买家名叫贺军，那是真的大，不但实力大，手笔也大。
“朱三万”要是跟他一比，就不在了。
因为贺军不但和“朱三万”一样，同属建国后沪海的第一批玩家，人家还有着来自上一辈人的传承和底蕴，是玩儿邮票的世家。
敢情贺军的爷爷，想当年解放前就是沪海滩上的著名邮商。
这位贺老先生，手中的珍惜邮票不计其数，什么“宫门倒”、“中山倒”、“小字当壹圆”，都经过手。
平时跟沪海滩的其他大邮商和大集邮家，如周今觉、陈志川、钟笑炉，都是称兄道弟的好友。
经常一起吃饭、喝茶，切磋邮识。
只可惜，解放后这门生意逐渐就不能做了，邮票逐渐与转卖炒作无缘。
原本极其富裕的贺家断了主要的进项，日渐衰微。
贺老先生逐渐成了只能在家里看孩子买菜的废人。
儿子女儿基本都成了工人，售货员。
贺家的下一代没人再对邮票感兴趣。
特殊时期的那几年，贺家最困难的时候，就跟今年那部刚上映的电影《张家少奶奶》演得那样，要靠卖旧物过活。
别看住着二层的小洋楼，却拆东墙补西墙，家里人个个衣裳打补丁，连碗牛肉汤都舍不得给家里的孩子买。
真应了那句话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但就是这样，贺老先生也没舍得把自己的珍邮放弃，一直藏在自己的床板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