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样显然的是，前明数百年时间，商业的演变，亦是证明了这一套，已然不符合时代了。
任何事情，显然都是相对的。
一个家境优越，坐拥丰厚财富的富商，又怎么可能甘心被限制在社会最底层，连地里老农都不如？
有钱，就必然有地位。
有钱，没地位，那也会想方设法用钱，去换取地位。
这时必然。
从根源的限制，就会导致前明时期那般几乎是让王朝倾覆的弊。
因为前明，是从洪武这个根源上限制商，漠视商。
这种限制，却不可能一直保持严苛。
商人该发展起来，还是会发展起来。
前明江南的商贸盛行，便是至理。
而洪武之后的大明天子，朝臣，也不可能再如洪武那般，严格贯彻限制之策。
如此之下，带来的，便是前明财税的糜烂。
毕竟，前明，从根源上，是重农抑商，商人，是最低等。
可事实上，商人，在前明，却已随着时间而慢慢崛起。
朝廷之策，是从根源上漠视商业，而事实上，又无力继续保持对商业的压制。
而朝廷从根源的抑商之策，自然注定了，前明朝廷，不可能实施有效的商税之策。
商业的存在，就在这一个空窗期发展。
朝廷的打压，只存在于口头上，无力贯彻落实，商业的环境，在洪武祖制的限制下，又难有丝毫管制束缚。
野蛮生长以来，官商一体的怪物，便在前明诞生，一步步掌握话语权，一步步吞噬着前明。
从而铸就了前明坐拥江南之富庶，财政之苛据，却是千古之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