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川变法时，是以相权推动变法，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却并不能让皇帝完全信任，也始终没能争取旧党中的人，只能被迫以新党的这些人去推行变法，久而久之，钻营小人混入新党，整个变法自然也就变质了。
而罗氏变法，虽然近似于君权，但当时异国中也有大量掣肘的势力。从富商巨贾、资本家到其他党派，其中也不乏罗氏的反对者。
但罗氏却能以雷霆手腕发动民众，将这些声音全都弹压下去，完成了实际上的大权独揽，在过程上，自然也是更胜一筹。
从结果上来看，王文川的变法最终失败，而罗氏变法却成了古今中外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变法案例。
王文川自然会认为，自己不如对方。
孟原宽慰道：“荆公不必太过苛责，时移世易，你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类似理念的变法，产生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天壤之别。
“罗氏新政自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新法成功也不是他一人之功，是顺势而为。
“但其思想的根源，仍旧是以国家手段干预经济民生，调控国家的各个阶层，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而荆公你能在千年前就想到这一点，并提出了类似的方略，这份远见卓识，也足以让人惊叹。
“只是荆公当时确实没有这等条件，在地主官僚主导的经济体制中，在当时落后的科技水平下，这种尝试终究是太过超前了。
“罗氏新法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帮他搞清楚全国的经济指标，不论是调控还是借贷，各项数值都一览无遗；而荆公毕竟是千年前，就连确定农户偿还能力、限制官员不得提升青苗贷都做不到。
“从这一点上来说，荆公虽然在手段上略逊一筹，但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与舍我其谁的勇气，却毫不逊色于罗氏。”
王文川脸上露出释然的表情。
显然，孟原的这番话，让他心中很是受用。
虽然在他活着的时候，几乎无人可以理解他，但此时，一名千年以后的后人，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而罗氏的案例也证明了，其实王文川的理念并没有错，只是过于超前了，超出了当时的社会实际。
所以他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超越了时代、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情可悯，勇气可嘉。
王文川原本或许会对变法中的一些细节耿耿于怀，觉得是否自己再换一种处理方法会更好？
但此时他念头通达了，不再纠结于这些问题。
“那么……后世对罗氏的评价如何？”王文川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