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也无解，给出的解决方式，是完全反无形之手的：一，中国应该让出航运业，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二，英国来当东西方的贸易中间人，也即由英国来控制东西方贸易的航运。
这句话，即“让最赚钱的航运业由欧洲来干，而把资本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上”不是说不对。
而是在于，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和回报率是多少，你亚当·斯密真不知道？既然谈无形之手，那么，这无形之手怎么就能让资本不往航运业东西方贸易上跑，而是跑去农业和工业？
其二，1759年《道德情操论》、1776年《国富论》，就这个时间点，你英国啥水平啊？啥亩产啊？啥棉纺织业水平啊，敢居高临下说东方在工业和农业上不如欧洲？你1776年敢放开自由贸易，中国这边就算睡着了、睡死了、从世界上被抠去异次元了，孟买、苏拉特、达卡的棉纺织业，就能把整个欧洲冲死，心里没数吗？
真以为搞死印度手工业的，是大英先进的工业生产力？分明是东印度公司的刺刀、军舰、和行政力量下的关税、以及有大炮和战舰能维系这个行政力量。
故而，在大顺的现状下，李欗不可能去“反思”什么，为什么大顺的农业亩产不如欧洲、为什么大顺的棉纺织业不如欧洲——人，怎么可能去反思一件根本不存在的事呢？
反而，鉴于这边过早的“国内统一的市场”的形成，以及陕西没有给江苏丝绸加200%关税、苏北也没有对辽东大豆征收200%关税以反制辽东柞蚕丝的事实。
使得，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核心基础上。
在小地产所有制、比欧洲激进的多的私有制的基础上。
李欗不得不把目光，投降了基建、物流、运输，这几个东西。
既是自我思考。
也是历史行程——因为，废漕改海之事，就是个鲜活的样本，也是大顺之前二三十年变革，众人眼见到的影响最大的变化：扬州衰落、鲁西北崩溃、沿海地区大发展。
别的地方都好说。
而曾经“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扬州，被刘钰一通改革，弄成了这般模样，这对大顺的精英阶层的震撼，是极为巨大的。
可谓是，这二三十年间，看着扬州的颓败，真正目睹了什么叫“沧海桑田”的变迁。
在这种历史行程下，大顺的精英阶层，不得不从物流、基建、运河、海运、运输成本等等问题，去思考经济问题。
都是城市，但“影响力”是不同的。扬州颓废，在大运河建成之后的封建王朝，其叫人思考的程度，非是其余地方可比。也真的让大顺的精英阶层，亲身体会了一把二三十年间的“沧海桑田”，其震撼之大，其实比试验铁路、黑烟蒸汽机，还要大。
大顺自有国情在此。
就如刘钰要是拿个怀表给皇帝，皇帝会觉得奇技淫巧，挺好玩的；而抓一把化肥给皇帝，皇帝就得惊呼，科技的力量如此伟大。
同样的。
刘钰在大顺这边讲半天的自由贸易、重商主义、贸易顺差、贸易逆差，众人觉得啥玩意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