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孩子，都有着严重的心理问题。
很容易走极端。
刘钰不是在做社会化抚养的实验，而是残酷的现实让这个孩子自然的成为了这种试验品。
父母都不在了，残余的亲人兄长要么去了海参崴、要么在当兵，很少有见面的机会。
所有人都是自小在一起长大、一起吃饭、一起洗澡、一起睡觉，直到一些女孩子开始流血之后，这才分开。
但是，他们周边也没有目睹别人父母慈爱的场景，这种集体化的生活已经深深地映入了他们的脑海中，成为了一种习惯。
对刘钰，他们敬而不畏、怕而不惧，更多的是一种爱戴。
刘钰每隔一段时间会给他们上一次常识课，平日里也会抽出时间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更是可以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今天这几个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发生不亚于当年灾荒样的变化，战战兢兢地跟着刘钰走到了办公室，一个个全都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发呆。
“你们几个，今年冬天就要去法国了。来，站出来，给我指一指法国在哪？”
随手指了一个目瞪口呆的孩子，叫出名字后，那孩子走到了传教士绘制的地界地图旁，很自然地指点了一下法国的位置。
嘴里也很自然地背诵道：“法国的首都是……”
背完了之后，有个胆大的孩子出声问道：“先生，您也要去法国吗？”
刘钰摇摇头，笑道：“我就不去了。你们去那里生活几年，过几年我派人把你们接回来。到了那边，要听话。”
这些孩子虽然有些惊奇，却没有对这未知的旅程生出丝毫的不安。
他们都是孤儿，在刘公岛的这些年，他们一直没有父母，在他们看来，法国不过是一个很远的地方，生活还是和这里差不多。
况且，常识课和每天都能见到的、挂在教室墙壁上的世界地图，让他们的眼界变得开阔，数万里的距离，都能在墙上的地图上找到。
比起他们的父母从胶东到山东都觉得遥不可及，他们和他们的父母甚至大顺此时绝大多数的国人都不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先生，我们去法国学什么呢？”
“学什么都行，想学什么便学什么。”
这一点刘钰毫不担心，这些人接受的基础教育和从小养成的习惯，使得他们有很大的概率和法国的那群启蒙学者们混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