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姆比尔站在商人的角度上，冷静的分析了一下此时东印度公司的处境。荷兰人的“讲信誉”在欧洲还是很立得住的，就算立不住，有了顺帝国商人的资本，完全可以连本带息地将荷兰的债券偿还。
当然，最好不还。欠钱的是大爷，欠债越多，荷兰动手的顾虑就越大，要是还了本金，反而让荷兰人少了顾虑。
而且东印度公司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两点。
资本少，船少，运的货少。
在中国，被在那里根深蒂固的荷、英、法、西、葡打压，拿不到上等茶叶和瓷器。
大顺商人如果可以入股，确实能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掉。不管是荷兰盾，还是西班牙银元，在广东、福建，存量都不比加的斯或者阿姆斯特丹少。
去年商船的订烧瓷，也表明了在大顺做生意，有官方背景的，让你活你就能活，让你死你就得死，让你拿到货你就能拿到货，让你拿不到货你就拿不到货。
这些问题，他和那些不怎么太过愚蠢的东印度公司董事说清楚了，现在也需要向眼前这位很可能执掌国会的人说清楚。
这也不是说给卡尔明白的，而是让卡尔在国会中，接受质询时候的说辞。
“考林爵士，你的话很有道理。中国贸易的利润，不应该被英国和荷兰垄断，瑞典理应分一杯羹。而且，这和我们的激进的重商主义政策不矛盾。只要你们保证，不会将中国的纺织品在瑞典销售，我想这应该是国会授予你们的唯一底线。”
“至于其他，您作为商人，商人的第一目标是追求利润，而且您还是东印度公司的发起者和第一股东，我想您在谈判中完全可以清楚地取舍利益。”
“国会应该支持，而不是应该反对。”
话尽于此，卡尔也不能说的太明白，毕竟他还不是国务大臣，他的激进派还没有控制国会。
但他已经给出了卡姆比尔底线：只要保证纺织品不在瑞典销售，剩下的都能谈。
“不过，一些国会议员们的利益，或许会受到一些损害。这或许需要一定程度的补偿。这个，或许也应该作为一个和中国人谈判的条件。”
卡姆比尔完全听懂了。他盘算了一下，今年国会要开会，激进派很有可能大获全胜，那么旧的国务大臣给自己的那些模棱两可的底线，自己完全不需要听。
一朝天子一朝臣。
眼前这位最可能的新国务大臣，已经给了自己新的底线，这一次中国之行也就轻松多了。
那么，剩下的，便是行贿了。或者说，叫游说。
结束了这次谈话，卡姆比尔再度约见了馒头，隐晦地表达了一下条件后，他又立刻返回了哥德堡，解决股东们的最关心的分离对华业务的股权分配。
馒头还不能立刻返回哥德堡，他来的时候，是带了一些礼物给瑞典国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