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荷兰内部的种种矛盾，其实一直压着，并未解决。
早在刘钰来阿姆斯特丹的时候，通过和底层百姓、行会成员、有自己武装的城市行会自卫军团那里，根据闲聊和询问，就知道这种武装反抗是早晚的事。
首先就是这个分省比例税税制。弗里斯兰当年是个农业省，大家都种地的时候，农业省理所当然要贡献比较高的赋税。
比如大顺，河南、山东的税，可是大顺重要的税源。
但是自从一百五十年前定下来各省比例之后，这么多年就一直没变过。
如今荷兰与英国、萨克森、波兰、奥地利，建立了五国同盟条约，一起对抗法国和普鲁士。
打仗得花钱。
钱得靠交税。
各省比例不变，交的税比以前要多，这就让弗里斯兰的农民有些承受不住了。
以前大家要么种地、要么捕鳕鱼，种地的未必就比抓鱼的差。可现在，商业时代了，弗里斯兰还是种地，依旧要按照比例缴纳只比荷兰省低的比例税。
刘钰虽然走了，可是煽动情绪这种事，可是一直留着人呢。
比例税问题，百姓不满。
包税制，更别提了。
包税，本来就是个反人类的收税方式。
花钱包税，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了赚钱的。花十块钱包的税，不赚二十块钱，都对不起荷兰之前这么高的投资回报率。
荷兰人民对包税的武装反抗，也不是说受到大顺的煽动和蛊惑，更不是荷兰人民这么听话地配合大顺和法国的行动。
而是，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压了很久，在这种时候爆开，也是完完全全的“理所当然”。
荷兰百姓反对包税制吗？
当然反对。
荷兰百姓有反抗精神吗？
当然有，当年可是靠着“要把每一座城市都修成棱堡、让西班牙人在每一座城市死伤惨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换出来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