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解决的方向，或者说给台阶的方向，也就是出钱缉私。
其二，每年给皇帝内帑二十五万两，以备不时之需，作为“形成制度”的报效。
其三，运河被废，旧有的运盐路线必须要改。该运盐路线、沿途稽查、关卡设置的钱，由盐商出。今年报效200万两，但今年的前两项就不给了。
换句话说，就是觉得皇帝上次来要钱，觉得不够，还想再要点，有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觉得刚要完再要不好。
那么盐商这边就主动点，拿出200万两，其实搞这些东西也花不了几个钱。剩下的，就当给皇帝送礼了。
而且他们保证，这一次的报效，绝对是这些大盐商出，不会克扣次级承包商，也不会转嫁于食盐百姓。
应该说，吴敬梓给出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
但偏偏松江府海商资本集团的崛起，使得这个办法真的很容易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举动。
而且，现在在淮北巡查盐务的，恰恰正是松江府财阀的总后台，盐商猜疑是非常正确的，不猜疑才是脑子彻底被狗吃了。
所以他们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自我催眠似的告诉自己，皇帝真是上次要钱不够，这次又来要钱了——必须信、一定信、不得不信。
不是他们脑子生锈了。
而是伴随着松江府资本集团的崛起，实际上一旦改革，他们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而他们的一切，只能寄托在朝廷不是真的想改革上，改革为名、要钱是真。改革的胆魄是没有的，以改革的名义搂钱的胆魄，不但有而且很大。
否则，只要改，必完蛋，那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不得不信、不可不信了。
但……这番话，恰恰触动了刘钰内心最为警觉的地方。
尤其是当说客拿那些运盐不便、路途颇远的地区说事的时候，刘钰心里顿时兴奋起来。
可以说，这正是刘钰最警觉的地方，也是刘钰给皇帝写第一封奏疏的原因。
如果，真的发生了食盐大战、这边运那边吃，非要让盐政改革出丑这种事，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在这些路途稍远的盐销售区。
因为，就算这些盐商的脑子再不好使，也不可能守着淮北盐场，玩“来多少、吃多少”的套路。
那和守着西域黄沙，在吐鲁番无限收砂子，没有任何区别。
唯独此时的交通条件下，只要在远一点的地方玩一次，就可以直接让改革变得极为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