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豌豆，会心一笑。
唱一句“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打”，也是会心一笑。
通识课本的标准化注释、笑话、童谣、哼哼的歌曲、几乎一致的上下课铃声、被塑造要求喊的老师好，等等、等等，也都塑造了他们相同的记忆。
塑造出了一个被边缘化的、文化上的诡异共同体。
当然，这个诡异的共同体人数并不是很多，相对于大顺的总人口，微不足道。
而且这个诡异的共同体是不学政治的，只学思想品德，也就是各类经书。
不过，问题就在于他们认字。
而大顺的印刷术，是可以印小册子的。
识字是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后世那段混乱而充满希望的历史中，起义的指挥部会在商务印书馆。
如同中国特殊的手工业基础，手工纺织业，纺死织不死，女性骨干基本都是某“纱厂”而不是“布厂”出身的一般。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此时这种刘钰悄悄挖好的坟坑，朝廷并不能感受到多危险。
皇帝隐约能够感觉到这些新学学生的危险，但也只是觉得危险出自于科举不承认他们的学问不能当官而已。
总体上，对此时的大顺朝廷而言，这些新学学生还算是利大于弊，应该还是利远大于弊的。
一来军队和科学院，吸纳了一流人才，收编为朝廷这边的人。
二来苏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海外开拓，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人数本来也不甚多，上升期内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并不会出大问题。
相反，皇帝想要用什么人的时候，还能从这些新学学生里挑。
苏北那种村吏的活，京城的那些人是不可能去的，给的太少。
在京城怎么不谋点事做。自然只能从这种给二两银子就愿意去农村的地方，招人了。
缺了这些人还真就不行，几县乡绅被杀了个精光，总得有人去基层，皇帝也要尝试一下史书中神乎其技的秦时组织模式。
至于那些地方派科举秀才，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