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对前朝的追悼，在不可能讨论根本原因周期律、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使得大顺的许多政策改动，都变得合理了。
比如言官的改动，比如清吏司的改动等等加强皇权的措施，变成了“不是皇帝主动这么干，而是你们反思了前朝的问题后，朕接受了你们的建议和劝谏，于是这么干了”。
这叫【善为政者，必明为舆论之仆，暗必为舆论之主，夫事方可成】。
而这个时代，舆论掌握在谁手里呢？
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大顺到底是怎么在改动了这么多、实际上并没有用屠刀只是偶尔说自己有刀吓唬吓唬人的情况下，基本扭转了明末几乎彻底混乱的意识形态。
包括为什么会皇帝会选择故意允许一些新思潮传播、为什么大顺依旧允许儒林广开社团等等。
还包括割裂的人群、新学问破而不立等等，每一个想要立三不朽之立言的，都在受到其余人的拉扯，并且大顺皇权是乐于看到这种拉扯的。
大顺不要活着的立言圣人。半圣也不行。
当然，这样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也就是“大义、大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仅从道德上看，只有好与坏，没有大好和大坏。大顺强行分出来了大义、小义，那么大义的解释权在谁手里呢？
理论上，在儒家士大夫手里。
可实际上呢？通过开国之初的广泛羞辱，逼着士大夫自辩，大义的解释权落在了朝廷的手里。
因为，大顺立的这个大义，是以天下、社稷、国家、朝廷为大的。
这种道德空谈的东西，一旦出现了“大道德、小道德”的争论，也就意味着陷入了功利之中。
而这偏偏又是符合明末差点亡天下之后的反思，义要于功利上体现，不要空谈扯犊子。
但同样的，功利的主体是谁？
谁的功？
谁的利？
既是选择了保天下，就是在保一个抽象的东西，不具体到哪些人的功、哪个阶层的利，那就怎么抽象怎么来呗。
由此，为了符合皇权的利益，也就逐渐扭曲成朝廷的需要，就是符合大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