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附近几个县，开始大量种植花生，这玩意儿比种粮食更赚钱。而辽东麦、虾夷米等，又保证了这里的粮价波动很小。
花生运到天津，再往南方运。
以京城市场为目标的蒸汽动力的磨坊、榨油，原始简陋的火柴作坊、卷烟厂等；为欧洲出口准备的乌枣加工等，也都逐渐发展起来，甚至花生也开始出现期货了。
这种逐渐改变的经济基础，使得天津府尹认识到贸易的巨大价值。加上本身天津也压根不是个好的农业府，纯粹是因为漕米海运而兴起的，本质上也就是个类似于淮安那样的商业城市。
天津府尹想要当好，就不得不去了解这些东西。
而了解的多了，也就不可能拍脑袋拍出来个直接全面禁止草帽编织业这样的想法。
不想禁止。
买不买的权力、加关税的权力，还在别人手里。
这咋整？
答案也就呼之欲出。
提醒朝廷，应该继续扩大海军，保持海上优势，否则将来可能出大乱子。
这是天津府尹的危机意识。
皇帝对这封奏章颇为满意，批了个有出息、有见地。
但心里对这件事，还是有些难言滋味的视角。
心想本朝的百姓怎么就穷成了这样？要说丝、茶、瓷大量出口也就罢了。
可欧洲是种麦子又不是种水稻的地方，麦秆编织的东西，居然能在漂洋过海之后，比欧洲本地编织的还便宜，且有不错的利润？
他倒是听刘钰说过，美洲金银、物价革命的事。
但麦秆实在是太常见、太寻常、甚至太卑贱了，这玩意居然也能漂洋过海去卖钱，着实是把皇帝有点惊到了。
看过天津府尹的这封奏折之后，皇帝又拿起来另一封关于危机感的奏折。
这是一封来自南洋的奏折。
事倒是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