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坚炮利追上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所谓工业化带来的差距，也就那么回事吧。追上燧发枪、调整好税收制度、解决炮兵技巧，凭着体量，当个压路机是没问题的。
所以也就造就了刘钰和林敏关于盐政改革的分歧，或者说刘钰和大部分大顺官僚、士大夫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而大顺的主流思潮，源于对前朝那条恶龙的反思，前朝的残影至今笼罩在大顺的头顶上。
这种残影的笼罩，类似于宋极力避免唐末藩镇武人乱政的教训，搞出了一个宋。
明到底因何而亡？
明亡时候，士大夫们是进行了集体反思的。
反思的一个结果，就是相对心学异端的反而动之，最终引发了崩塌式的对理学的反思。
而在治国理政上的反思、经济制度上的反思、税赋制度上的反思……这些反思，不是凭空的反思，而是针对大明末期的种种乱象的反思。
国祚近三百年，哪怕后世，三百年的时光，也足以湮灭很多东西。
况于此时。
明末的反思，更多的是反思明中晚期的种种乱象。
归结于一条鞭法的。
归结于横征暴敛的。
归结于白银货币化的。
归结于税收制度的。
当然，也包括盐政制度、货币制度、税收问谁收、工商业发展等等。
但要注意的是，亚当斯密生活在英国，所以他在手工业已经发展的英国，写出了国富论；而法国那群人生活在法国，所以法国大革命之后，搞出了雅各宾土改。
明末士大夫的种种想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历史演化、以及那根深蒂固的无处不在的融化在躯体里的仁义道德所凝聚出的。
刘钰说他的想法对，他怎么证明？
若是后世，被人甩飞了，拉开了巨大差距了，可以靠“开眼看世界”来证明。
那么，现在呢？现在他的想法，怎么证明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