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收税、收多少税、怎么维系一个朝廷运转、怎么搞地区平衡，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
结果弄成什么了？
弄成了读经。
经说，要十一税，不能二十税一，于是十一税是好的。
但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不好，针对税率问题引发的争论，也确实引导了一些大儒去思考，收税、治国、基层管控、朝廷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
偏偏，这里面又确实绕不开孟子。
政府行善政，就是仁政。
而在绝对皇权的基础下，行善政的基础又是什么？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所以要修心。
而修心之后。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由上位者的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这就算是仁政的基础了。
这也就是心性派壮大的缘故，不然，怎么约束让朝廷行善政呢？
这个，倒不是说孟子学说在这次变革中真正绕不开的地方，这玩意儿用处不能说没有，但实际上就现实来看，颇为有限。
一堆学了一辈子儒学、修了一辈子心的士绅，也没见得真就自发行善了。
真正说绕不开的地方，在于孟子说的一些具体的实例。
比如这番话：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这番话的本源，是反对农家的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农家的小生产者公平交换理论的。
但因为时代变迁，后世的重点，都放在了后面的“人与禽兽”的区别。
不过，如果想要解歪经，也不是不可以，甚至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