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先富后教”，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是富了就能知礼节？还是富到某种程度再教化？还是富和教化是关系递进但时间同步的？这还只是三个最简单的理解。
此时大顺先发地区的儒生，派别多样。
但颜李学派的立派之本就是实学、土地。
实学，实际上颜李学派传到现在，已经基本放弃试图主导了。
不管是战术、军事、枪炮，还是农学、天文、算数，扛起实学这个大旗的，是别人。
而且这些年下来，他们学派发现也确实扛不动这个大旗，现在扛大旗的是科学院。至于武术……七步之内，短铳又准又快，孟松麓腰间早就把剑换成火枪了。
于是，土地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建构，就成为颜李学派努力要搞的方向了。
这种儒生的责任感，是胸怀天下的。
而胸怀天下，又因为大顺现在西复西域、南下南洋、东臣倭寇、北抵罗刹，着实又没有救亡图存的空间。
衰落危亡之际的胸怀天下，是胸怀中原、国族。
盛世扩张时候的胸怀天下，是要搞出来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四处传播的。
于是，在这种“盛世”下的胸怀天下的天下，就是整个儒家文化圈。
在意识形态上，要让儒家文化圈的藩属，不要再试图从异教、异端那边寻找救世之路，作为文化母国要担起这个上国责任。
在土地制度上，要搞出来一套适合儒家文化圈的土地制度，并且能够解决艰难的土地兼并问题。
或者说，把“均田”，从口号，变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非空想的制度。
是造反呀，还是改革呀，亦或者指望赎买呀，这是软弱性和幻想性的问题。
造反之后具体怎么均田、改革之下具体怎么均田、或者赎买之下具体怎么均田，这是空想和局限性的问题。
这是不同的。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上国心态。
遣唐使该怎么操作，而不至养虎为患，那是一回事。
人家是派遣唐使，还是派访欧少年团，那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