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是前者。
具体到刘钰，权哲身眼中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是开埠。
是货币出现。
是原本的农村经济全面瓦解。
是农村的土地兼并开始前所未有地发展，良民困顿。
是大顺取消了朝鲜国和日本之间的二道贩子贸易，让朝鲜国偷偷摸摸和日本贸易积攒的百余万两白银，基本都没了。
朝鲜国和大顺区别太大了，大顺自己这边都几千年的历史，汉与唐、宋与明，这些细看经济、赋税制度、官僚制度等，都截然不同，况于说同文化圈内的国家。
就算是同文化圈的，学的是这漫长历史的哪个阶段呢？
奴婢制还存在、私有土地理论上还不存在的朝鲜国，很多东西本来已经在瓦解的边缘。
开埠诸事，让这种瓦解的速度，以一种只是略慢于仿佛江苏改革一样激进的形式发生。
至少，权哲身等人是这么看待的，他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不过要说起来，刘钰还觉得冤呢。
白银是货币。
那布匹、大米就不是货币了？
明明是朝鲜国自己搞大同米制度、贡赋折色为米制、军布制，使得某种等价物出现，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
统一市场已经出现，发行铸币就是个顺水推舟的事。
原先贡赋的鱼、虾、皮、药材，要都折为米，现在要折成钱，那不是一个鸟样？
开埠让货币这种等价物入场，只能说替代了大米布匹作为货币，可不能说是刘钰让朝鲜国出现了货币和私有制以及商品交换。他可没这本事。
只不过是他妈的赶巧了，赶在了倭寇入侵、明末战乱之后朝鲜国的经济恢复期完成，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
这就弄得仿佛是因为一切都是他导致的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