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为什么。
甚至这就是大顺这边传统的某种【self-evident】，不证自明、不言而喻。
他或许反对其中的血腥残酷与不仁义。
但又时不时冒出一些支持的想法。
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他隐约觉得自己的反对是无用的，也是无意义的，于是选择了逃避，远走他乡万里之外。
他，甚至他的老师，都以为，他的内心藏着张博望、班定远。
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是张班等人心里装着西域的万里黄沙，而是想要逃避故土越发富庶的工商繁华。
盛世，从不是个好词。
只有经历过开元繁华、又经历过安史之乱的人，才能理解什么是盛世。
在天宝十四年冬月之前就死掉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盛世这个词的真正滋味，那是一瓶回韵悠长的老醴，不是一抔痛饮欢歌的烈酒。
盛世不是十一二点钟的太阳。盛世是傍晚山巅的西霞。
孟松麓嘴上并不承认朱熹的判断，事功学会毁灭圣道；也不相信，事功学发展的极致必然扬矢周孔，哪怕发起事功学的人都是真正的大儒。
但内心，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深处，却告诉他去远方，离开事功学蓬勃发展的地方。
因为对刘钰一贯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对；既兴奋、又痛苦；既赞许、又批判。
他传承自旧时代的信仰，已经崩溃；可新时代的信仰，还不成体系。
他说反对刘钰的弱水之桥的想法。
但却在学派正式决定去河南等真正典型地区尝试乡约村社建设的时候，他选择了逃避，去檀香山。
于是，就如现在。
当权哲身告诉他，刘钰决定传授权哲身富国富民之道的时候。
他内心想的，是兴国公行事，必然有诈，不知道又挖了一个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几乎同时，内心又想，兴国公行事，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难矣”深深埋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