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都在对抗绝对的皇权和王权上，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巴黎高等法院为了维系贵族的利益，挖出来了法国古老的绝对王权时代之前的宪章，来对抗王权。
士大夫们为了维系自身的利益，挖出来了中国古老的民本思想和天子理论，来对抗皇权。
而什么叫“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比如大顺皇帝，并不想通过铁路来改善百姓的生活，只是为了方便镇压和维系旧的统治，但他还是决定修一条铁路。
比如大顺的资本，并不想为爪哇人民谋福利，但为了方便运输稻米靛草和香料，还是加强了爪哇了基础建设，修了运河、道路、甚至学堂。
比如大顺的东北开发，投资者并不想为失地百姓谋活路，但为了黄豆柞蚕高粱米的利润，将原本荒芜的东北地区，开发了起来，使得上百万松苏的失地、失业、失盐的百姓，活了下来。
面对绝对王权和皇权时候。
法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向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高等法院这个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机构，去和君主争论。
大顺大明也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各阶层的利益，想君主提出想法。于是只能借助朝臣士大夫这个特权阶层群体，去和君主争论。
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都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举动，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不断瓦解着王权和皇权的神圣性。
而旧制度，不管是法国的，还是大顺的，旧制度本身塑造了皇权和王权，也塑造了特权阶层。
旧制度本身的存在，缔造了王权和特权阶层，又是财政问题无解的根源。
想要解决，也只剩下解决掉旧制度本身这一条路。
最终，特权阶层和国王，一起烟消云散。
或许，中国的故事，也是这样。最终，代表着特权阶层的士大夫、军事贵族，也会和皇帝一起，烟消云散。
只是，有早有晚。
毕竟，大顺现在看似烈火烹油、繁华卓锦，财政暂时看来没问题，欣欣向荣，勃勃生机。
而法国，在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并且路易十五自以为聪明，玩了这么一出，想要借舆论制衡特权阶层以征税，结果玩砸了。
当请愿书堆积如山的时候，路易十五自己也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