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改革，实在太难。
大明、大顺都试过，要改，就要准备好伤筋动骨。
而且，经常情况，就是改出了黄宗羲定律，旧税依旧在、新赋又加增，根本达不成以新代旧的效果。
这是一点。
再一个，法国的社会，已经明显地撕裂了。
巴黎高等法院，对抗财政改革的依据，是法国封建时代的“自由”理论。
巴黎的中产阶级，也谈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
词，都是一样的词。
但念出来之后，两边对“自由”的定义，完全不同。
巴黎高等法院的自由，是说“政府凭什么有资格去清查田亩？凭什么可以丈量土地？这明显侵犯了法国自古以来的自由传统？”
显然，这个巴黎中产阶级谈的自由，真的完全不是一個意思。
巴黎高等法院说的这种法国封建传统的自由、宪章，是封建贵族对抗完全的自由和宪章。
不是启蒙学派的那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大顺大明的士绅，也经常拿以民为本、不可与民争利之类的传统的东西，来对抗皇权。
那么，他们说的民本、不与民争利……这里面的民，是谁？
民，还是那个民字，字都没换，就像是巴黎高等法院说的自由，和启蒙学派说的自由，是一样的东西吗？
当同文化、同文字的国家群体，对某个字、某个词的理解，呈现出严重分化的状态时，只能证明，其内部的阶级已经割裂。
所以，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玩意儿，换了层皮，都是在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最终都达成了对抗皇权和王权神圣性的历史使命。
大顺这边的人，对这一套，真的是很熟悉、很熟悉，不会因为换个皮，就看不明白了。
不还是名义国课和真正承担税收压力的区别吗？不就是拿着传统的那一套理论维系自己利益的老花样吗？
因为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