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对的，可以有很多种“对”。
但刘钰却希望树立一种“对”——即，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是对的。
他在拿“经”权。
并且，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实际上，至少在先发地区、新兴地区这里，他其实已经拿到了。
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
那么，反过来既是说，变革要想正确，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
这，才是“对”与“错”的标尺。
至少，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言，这根“标尺”肯定是没问题的。
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去做一些事。
可以改革。
可以变法。
然而一旦改革和变法都没办法的时候，那么有人站出来造反，并且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或者口号、以大顺王朝已经阻碍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为大义，也就并不突兀了。
一直以来，自耕农的梦想，都是耕者有其田。
那么，耕者有其田，就是目的。
但是，实际上，这应该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只有当有一群人站出来，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为手段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大顺的起义，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包括刘钰对大顺一些儒学复古派的态度，也是如此：周礼的一些手段，可以是手段，但绝不能是目的；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确的，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为最终目的，而只是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
复古，是错的。
托古改制，未必对，但如果明白目的，搞托古改制，也不是不行。
刘钰选择这个时机，来吹风，时机刚刚好。
大顺这些年的变革，效果极佳，一旦黄河河道修成，谁都得说这些年的变革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