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顺，刘钰把改革，浓缩成“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此为目的。
剩下的，皆为手段，不管是重农、还是无形之手、还是官营经济什么的，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合理的手段。
而军事强盛、舰队纵横等等，都可以视作“国民财富总和增加”的结果，而并不是与之地位对等的某种最终目的。
故而，这种浓缩，在先发地区，新兴阶层，使得许多过去被认为不对的做法，具备了合理性。
比如，地主强制收地、要求退佃，自己雇人种桑养蚕，就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比如，一些地区的官员，开办煤矿，兴办矿业，也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等等、等等。
围绕着这个“正确”的目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有些是有容克转型味儿的、有些是封建官营的、有些事民间资本的、有些是强制劳役的、有些甚至是行政权下垄断专营的……
而这一切，都在为大顺的新时代，快速地创造物质基础。
同时，这一套理论，也为日后大顺的一些先进思想，埋下了伏笔。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以法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农业为切入点。
而英国的一些学派，是以英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流通为切入点。
而如老马所言：【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
【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从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而是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在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
重农学派，以农业为切入点，而农业本身也是一种“生产”。
所以，重农学派很早就觉察到了“剩余价值”这个东西。
也即，从“生产”切入，更容易发现问题的本质，毕竟农业也是一种生产，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应该说，大顺此时整个帝国的经济基础，依旧是以农业为核心的。
但是，大顺这些年的“内外分野”政策，使得新思想的策源地，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只考察这个范围之内，并不是以农业为核心的，而是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
由是，才能让刘钰从“生产”的角度，去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