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听着手下埋怨，脑中回忆起金陵、洪公祠、副处长、老古和邬春阳等人，同样有点想家了。
她正是被左重派到日本本土的傅玲，这一年她所承受的压力要比中年人大的多，几乎夜不能寐。
挑选合适的优等学生、监视目标、记录详细情况，任何一件事出差错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
她又何尝不想回到民国，可以光明正大走在大街上，不用担心被敌人抓捕，不用担心身份暴露。
问题是傅玲明白副处长不是不派人来联络，而是担心自己这些人跟东京站被日本人破坏有关系。
不把这件事说清楚，回到金陵也是个死，不光他们要死，他们的父母、亲朋好友也会受到牵连。
她很快调整好情绪，眉毛一拧训斥道：“别发牢骚了，不管情况严峻到什么地步，我最后一个撤。
说正事吧，我让你去查的那件事怎么样了，有没有东京站那三个高层的下落，这件事非常重要。
找到他们之后，让电报员开船去海上发报，陆地发报太危险，日本情报机关的鼻子比狗还要灵。”
“没有任何消息。”
中年人苦笑：“我把能够动用的人手全都撒了出去，庄自力、王中泉和谭伟三人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们掌握的东京站安全屋也没动静，另外...我感觉那些地方不对劲，说不出理由，就是不对劲。”
不对劲？
傅玲闻言一惊，她不会认为这是对方杯弓蛇影，副处长说过，一个情报人员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她起身抱着胳膊转了转，抬头警惕的问道：“你是一个人去的吗，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你。”
“绝对没有。”
中年人语气很肯定：“我一个人坐船去的第一个安全屋，哪怕真有敌人也无法回朔我的具体行踪。
去其它安全屋和返回公司，我多次换装以及更换交通工具，最后还在市场点了一把火趁乱离开。”
“恩，做得好。”
傅玲表扬了对方一句，在敌后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顾及伤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怎么干都行。
她走到窗户前，看着外面清理鱼获的手下，沉默片刻后转身下令：“不管东京站了，人员都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