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没有梦到任何令我不愉快的东西，大概是牛奶的作用，我睡得很安稳，直到少校非常轻柔地呼唤我的名字，我才慢慢醒过来。
“怎么样？”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好像退烧了。”
我感到浑身软绵绵的，不过已经不是之前使不上力气的感觉了：“好多了，我现在没事了。”
他皱了皱眉头，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帮助我穿好外套，把药放进口袋里。
开着汽车驶出这幢普普通通的农舍时，我清楚地看到那个主妇脸上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色，她的丈夫则警戒地瞪着我们。法国人对侵略者的敌意无论如何隐藏，依旧若有若无地散发着，不知道少校如何对此熟视无睹的。
天已经全黑了，路面湿滑得像泼了油，该死的雨又在不停地下。
我烦躁地用指头敲打着车窗窗棂。
“把窗户关上，夏尔特。”开车的男人威胁道，“如果你再晕过去，我保证会把你绑在病床上。”
“罗斯托克先生，”我哑然失笑，“我有没有说过，您某些时候真的特别唠叨。”
他没有回答，却冲我翘起了嘴角。
我很难形容这样奇怪的感觉——他现在在我眼里是一个普通人，有血有泪，懂得悲伤和爱，我发现自己原来似乎很少考虑这一点。他曾经在我面前显露过一丝丝人性，但是愤怒和仇恨令我忽略了这些。
单一的感情会蒙蔽人的眼睛吗？我太爱玛瑞莎，因此也曾经特别地恨他！当我真正了解他，我又隐隐约约开始同情他。可是我很清楚，我不爱他，一点也不！这势必又给他造成一种伤害……
哦，上帝，惩罚我吧！我知道这个时候巴黎那边更需要我，却对身边这个人留心起来了！我暗暗地斥责了自己，尽量让思路回到眼前的大麻烦上来，然后闭上了眼睛。
进入巴黎市区时已经是深夜了，我没有回家。少校用他的“身份”很方便地租了一个旅馆房间。我伪装成洗衣店老板打电话到拉丰的办公室，他的值班秘书告诉我他已经离开了近九个小时了，而且是被几个穿便衣的警察带走的。
我暗暗叫苦，看来即使我没生这场病也来不及了。中士已经迅速行动，而且一箭中的，直接找上了剧团的麻烦。我猜在管理人员登记簿上挂了个名的西蒙一定也在劫难逃，这么一想，我更担心母亲也遭到了讯问。
尽管在拨号时我拼命祈祷，可是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慌乱不已的多利奥小姐哭哭啼啼地告诉我，今天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两个警察和三个德国人来带走了我母亲，说是牵涉到一桩间谍案。
就像一桶冰水临头浇下来，我的全身控制不住地发抖，死死地攥紧了听筒。
“他的动作比你想象的还要快，对不对？”少校用手按住我的肩头，“这次他摆脱我单独行动，也许是早就计划好的。夏尔特，我不得不说，你的母亲和朋友非常……危险。”
“不，不！不行！”我感到一阵恐惧，“绝对不能让他们出事！”
我不想任何人再被杀，我不希望再失去任何人！那会要了我的命！
“你可以担保假释吗？”我抓住少校的手臂，“我知道你应该有办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