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此时朝鲜廷臣正忙于论争，朝鲜多数廷臣认为即使明朝出兵救援，必定是派遣性情暴躁的辽东兵，生怕辽东兵一旦进入朝鲜境内就不愿离开，届时必定荼毒朝鲜百姓云云。
于是，朝鲜派出的迎慰使柳根为了使辽东兵不会久留在朝鲜境内，竭尽全力陈诉朝鲜国土沦丧的凄惨面目。而且朝鲜王李昖并没有和这次的使臣会面，使者便回还义州。
这件事情使得大明兵部也充满疑虑，不由自主将“假王导倭入寇”的传言与朝鲜王李昖“内附”的请求相联系，最终使两国关系更加不明朗。
而后，兵部再次派遣使节，指挥使黄应旸奉命出使朝鲜，李昖在龙湾馆会见黄应旸。恰好朝鲜大臣李恒福已经将辛卯使者所带回的倭书奉与黄应旸，“应旸索倭书验之”。
黄应旸查验过后，感叹道：“朝鲜替上国收兵，而义声不彰，反被恶名，天下宁有是乎？”，回国后，黄应旸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兵部。
朝鲜方面，尹斗寿就表示：“盖致疑于我国之为倭向导，而来探其真伪者也”，直接表现出了明朝对朝鲜的怀疑。
其实作为兵部利益的守护者，时任兵部尚书周咏不断遣使入朝，实际上是为兵部决策提供依据，也是为了让高务实的计划得以施展，最终使得兵部在援朝、“内附”中占据主动权。
此时高务实与兵部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不管怎么说，不断遣使的行为一定会让朝鲜方面认为，大明中枢对于朝鲜的极不信任。
然而，对朝鲜不信任的还不只是朝廷中枢，作为辽东地区的官员，此时朝鲜“内附”事件，与该地区利益直接相关。因此前有舆论称朝鲜“假王导倭入寇”，辽东巡按史李时孽便派遣了宋国臣赴朝鲜，专为辨识国王真假。
说来也巧，万历十年时，宋国臣就曾跟随当时大明的使节王敬民出使过一次朝鲜，也面见过朝鲜王李昖，因此派他去可以分辨朝鲜王真假。
结果宋国臣所携带的咨文称：“尔国图为不轨。八道观察使何无一言之及？八道郡县何无一人倡大义？何日陷某镇，何日陷某州？某人死於节，某人附于贼？贼将几人，军几万？至于立嫡以长，无中国，夷狄通行之义，贵国长子何往，而以第二子为世子乎？……”
辽东咨文在内容上充斥着对朝鲜的诘责：为何朝鲜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还没有见到朝鲜关于情况的通报，国家便将灭亡？
宋国臣此次出使朝鲜的目的，一是传达辽东咨文，二是辨别国王真伪。但与前面兵部的使者一样，宋国臣出使的目的便已经表明，因传言肆虐，大明辽东地方官员也已经对朝鲜产生极大的怀疑。
于是乎，朝鲜使臣李德馨从辽东回国后，只好对李昖奏言：“朝鲜八道兵马强盛，而曾不数旬，乃至于此，疑其为假倭而云。”
李昖随即表明心中疑虑：“假倭之言，人假称为倭之云乎，抑与倭同心之谓乎？顷者祖总兵(祖承训，副总兵衔)咨文，亦有不轨之心语，以此见之，则可知其疑之也。”
可见李昖也知道朝鲜败得太快，快到在正常人看来的确离谱，只是他也无可奈何——事实就是这么离谱，我朝鲜二十余万大军，几场仗下来就不剩几个兵了，这又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又上哪说理去？
这还不算晚，在兵部与辽东巡抚均遣使至朝鲜侦察后，内阁、兵部与辽东方面均对朝鲜宣布“内附”事件达成一致意见，最终下发朝鲜咨文：“国王来投江上，择居完固城堡司道躬为存慰，一应供膳从厚，随行兵马给以刍粮，用示抚恤，无容狡倭混入探听，前所发兵不足，再加一枝为犄角之势，可也。奉旨：朝鲜请益援兵，须确议具奏，王来择善地居之”。
此时，表面上看，明廷虽然同意朝鲜王“内附”，但实际上，“内附”有诸多条件限制。其中朝鲜争论最为激烈的便是“内附”地点的选择。
大明将“内附”地点选在了辽东地区的宽甸堡，而宽甸堡实际上为防御女真而设立，条件相对较差，朝鲜廷臣便不断对李昖灌输辽东地区人心凶险等信息，以期恐吓李昖。于是，伴随大明军队大规模开往朝鲜战场，朝鲜便不再上疏明朝坚持内附，此事这才无疾而终。
至于后来朝鲜内部对于此事的争议，张佐治知道得不多，还不如本书前文描述得详细，高务实听听也就罢了。
说完这些情况，张佐治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我朝廷上下对于朝鲜大多持不信任之态，这势必导致将来治理朝鲜之时也有很大概率实施一些……歧视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