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以理财为方今先急，为了增加税赋受人，在制定法规、选用官员方面都将能不能增加收入放在重大位置上。早在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在写给宋仁宗赵祯的《言事书》中曾经概括地举述了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严重问题，以及造成这种问题的总根源，但是皇上和主政大臣却没有任何反应。直到十年以后的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才终于受到了神宗的重视，王安石才聚合吕惠卿、曾布等人，先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法。为了保证变法的顺利实施，他们另设一个为新法制定法规的新机构，名称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来在群臣反对下，取消条例司，又将权力转到司农寺。新法以理财为先，主要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主要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等法令。这些法规和相应施政，初衷是从生产着眼，减轻小农负担，抑制豪强兼并，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贵族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限制了大商人过度的高利贷盘剥，在平均劳役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给小农提供了得到改进的生产环境，在短期内和吏治良好的地方，生产得以稳步发展，改善了贫弱状况。在个人性格上，王安石比范仲淹坚强、自信，这导致他把变法推广得更加深远，也坚持了更称时间，带来更深远的影响。他对变法的追求执著而热情。他不为流言所动，更不为攻击谩骂甚至诬陷所屈，一直与守旧势力斗争，同时他面对反对势力的庞大阵营，提出“三不”主张，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在用人身上不怕被别人诬为党植，公开排斥政治上的对手，重用意见相同者。反对变法者如吕海、文彦博、冯京、欧阳修等大臣皆被王安石贬黜。对于变法中的动摇分子如吕公著，王安石毫不留情地赶他出去，对于支持变法的中下层官员如吕惠卿、李定等人则大力培植，授予高位。王安石这样做自然受到指责，说他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寰慧少年。正是这些后起之秀帮助王安石推行各项新法。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但是又惑于纷纷扬扬的谣言。王安石多次上谏神宗，劝他不要为流言所动，劝谏他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不要相信天象之变，要重视人事，期待神宗将变法进行到底，因此，王安石取得了更显著的效果。与庆历新政中那些尸位素餐、没有能力的冗官和小人不同，反对王安石变法者多数是当时的君子类型官员，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也反对王安石变法，可见王安石的变法没有众人赞同的基础。以司马光为例，他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比较有品格的一位政治家和史学家。他强烈反对新政，主要是由于二人政见上的不合。而像吕公著、程颢、苏辙这类有品格的文人，最初是支持变法，后来也转而反对变法，这也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和实行的手段是出现了很多问题的，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就事论事，而不是政见不合的全面反对。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先，没有直接触动到上面所提到的个人层面的利益。王安石所处时代的官员，情形和范仲淹时期差不多，他们会因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而反对范仲淹，同样也会因为王安石没有直接触动他们的利益而对变法表示沉默，或者为了做官而支持王安石。此外，王安石变法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则是他只注重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这就是急功近利所造成的一个必然后果，因为他没有时间准备合适的人才。比如在青苗法的推行中，反对派的理由多就实际人事而言而不是整个法规。比如，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推行中的弊端导致了一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转而反对变法，比如吕公著、程颢、苏辙等。而像韩琦这种原本支持范仲淹改革，后却反对王安石的朝官，是因王安石变法聚财的手段不是从官僚、豪强、地主中取得，而是从农工商手中攫取，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实现的，韩琦正是以为民请命的姿态站在反对新法行列中去的，这样多样化反对王安石的原因，正说明了王安石的变法从设计到执行都是弊端丛生，没有做好最起码的准备。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新政比较，触及的是北宋制度的表层问题。所以，能够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得以持续，王安石去政以后，神宗继续维护变法，以后直到北宋灭亡，除了元祜更化的八年之外，都是新法派掌权，都继续走变法之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变法的意识，只是在新的一套体系下开始继续尸位素餐。从短期效果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帮助北宋暂时改善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主要是：使原来的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遭到严重地破坏，实际上变为皇帝与王安石治天下的新体制，并向皇帝个人专制独裁转化。台谏官由制约皇帝或大臣违法的机构，蜕化为御用工具，这就为权臣的出现敞开了大门。“一道德”，实际上是以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取代百家争鸣。以是否拥护新法划线，实用主义的用人之道，使蔡京、王黼之流纷纷上台，官场风气空前恶化，贪污腐败同益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将他贬斥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也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免役钱激起群情汹汹、民心不稳，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安上门监郑侠绘东北《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竟夕不眠，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产生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使变法遭受重挫。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已经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宋神宗的动摇，变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法令亦陆续被废止。
对熙宁变法本身的基本评价
第一，本质上说，熙宁变法不是变法，而是添法，根本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因之在总体生产力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赋税的份额，增加了中枢管理机构在国家总财富中所获得的份额。
第二，由于急功近利准备不足尤其是合格的官吏不足用于推行变法，造成收取增加那部分赋税收入加大了成本，使得中枢收入和为了获取这些收入的费用消耗所占的比例太大，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入不敷出，空耗国家的财力，并非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
第三，由于变法，使得国内矛盾的激化，官员中的党政激化削弱管理效能，财富集中让外敌窥测从而引起内外矛盾的激化，使得国力和需要解决矛盾的力量对比不是强于以前而是弱于以前，这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一个关键原因。
第四，变法引起的党争，体现了最高统治者的宋朝皇帝无德无能，北宋的灭亡可以说是直接有宋徽宗赵佶造成的，他的那种什么都会，就是不会当皇上的模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写照；而南宋高宗赵构害死抗金英雄岳飞，充分说明了他的无德以至于无耻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