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至数》曰：散振不资者，仁义也。”
“义基于利。”
于谦这段话说的很小心，声音也很低，但是他的话却是如此的坚定。
朱祁钰理解于谦为何如此小心，因为在儒教三才五伦八德的礼法之中，儒家把仁义看的高于一切，义高于利，而不是义基于利。
而于谦把《管子》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大声的说：仁义基于经济利益，仁义这种东西，并不是以道德原则的规定为内容，而是某种物质利益的实现。
散振不资者，仁义也。
散振：救济人而分发财物。不资者：黔首寡民，没有资产的人。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均贫富，散振不资，才是朝廷最大的仁义。
救济黔首寡民，没有资产的人，让他们劳有所获，劳有所得，才是最大的仁义。
于谦放出了一个名叫《管子》的幽灵，徘徊在了大明的这片土地上。
但是朱祁钰看着手中《管子集校》那些一起注释的人，这不是于谦一个人的决定，而是所有朝中重臣们共同的决定。
随着财经事务的改革，大明慢慢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摆在朝臣们面前的就两条路。
一条路：为陛下洒水洗地铺路，陛下高，陛下对，陛下又高又对。
第二条路，所有人紧密的联合在一起，锤杀司机，把司机踹下车。
但是第二条路首先副驾驶的于谦就不同意，还有司机防护栏，陛下还穿着明光甲，怎么锤杀？
而且，第二条路，已经有人走过了，南衙造反整的跟开玩笑一样，哄堂大笑。
反抗不了，只能洒水洗地铺路，好好享受享受了。
而且陛下这条路，也不算差，朝廷有钱了，俸禄发足了，站着把官给当了，也挺好。
于谦终于向着社会意识形态开刀了。
管子这个社论集非常有趣，你可以说他是法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你也可以说他是儒家。
你想用它当哪个家都可以，关键看你怎么解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