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同志，今天的报都卖完了，”
赫尔曼指指架子上仅剩的两份《人民画报》，
“你要的那份，要等一会才能送来了。”
少年看了赫尔曼一眼，又看了看那空了大半的报刊架，自顾自的和赫尔曼闲聊了起来。
“我父亲是区政府办公室的。”
少年低着头，用鞋尖蹭着地上的一片落叶。
“昨天晚上他回家很晚。我妈问他吃了没有，他不说话，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听见他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一句。”
他抬起头。
“他说：‘1925年那份物资调拨单，我签过字。’”
赫尔曼握杯子的手停住了。
“他什么都没做过。”少年的语速忽然变快，
“他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没有帮任何人走过私，他甚至不认识那个人。
他说那时候他只是个科员，上级拿来的文件，他签、盖章、归档，一天几十份，根本不会去查那家工厂到底生产什么。”
“但是签字的是他的名字。”
他停下来。
“他说，这六十四万马克，每一笔审批单上，都有他这样的科员的签名。
冯·艾兴多夫处长一个人批不出这么多物资，
他需要很多人——需要归档的、核验的、对账的、发货的——每个人都只是做了自己那一小部分工作，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每个人都说我只是执行命令。”
“但每一份物资，都是这样被他们每个人批走的。”
电车来了。这是今天的第四班电车了。少年终究还是没能等来今天的柏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