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会记住。记住巴黎公社的教训，今天这个大会，就是我们的一步。
掌声再次响起。
九点整，意大利代表上台。
他的名字斯诺没有听清，只记得他自我介绍时说“我是米兰机车车辆厂的扳道工”。
他穿着蓝色工装，手里没有讲稿，就那么站在讲台中央。
“两年前，”他说，
“我们还在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棍子底下喘不过气来。
党卫队半夜敲门，工会被查封，左派报纸停刊，同志们一个个失踪。
那时候谁能想到，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说意大利已经统一，说社会主义的旗帜从米兰飘扬到那不勒斯？”
“我们做到了，不是因为我们会打仗——虽然我们确实学会了。我们做到了，是因为北意的工人同志们打进米兰时，南意的农民同志们发动了起义。
是因为德国同志们送来的不只是武器，是经验，是信念，是告诉我们这条路走得通的活生生的例子。”
他抬起手，指向台下某个方向——那里坐着德国代表团的席位。
“谢谢你们，德国同志们。”
德国代表团的席位上，有人站了起来。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整个德国代表团都站了起来。
掌声变成欢呼。
九点二十分，波兰代表。
他叫瓦迪斯瓦夫·科瓦尔斯基，四十岁上下，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那副镜片很厚的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中学教师，他确实也是一名中学教师——战前在华沙一所工人子弟学校教历史和地理。
“波兰的情况和法国、意大利都不一样。”
他的声音温和而沉稳，
“我们没有经历巴黎那样激烈的巷战，没有意大利那样南北对峙的武装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