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二时。
里加，拉脱维亚临时政府大楼。
阿瑟·鲍尔弗站在窗前，背对着众人，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
拉脱维亚总理乌尔马尼斯坐在圆桌旁，双手不停地绞着一方手帕。他的额头布满汗珠，领带歪到一边，完全没有了三天前的得意。
爱沙尼亚总理斯特兰德曼缩在椅子里，胖脸煞白，嘴唇不停地颤抖。
塔林的消息已经传来——冯·托尔请求投降，四千守军即将放下武器。
整个爱沙尼亚，只剩下南部的几座小城还在抵抗。
立陶宛的代表换了一个人——图穆拉斯没有来，据说是“身体不适”。
新来的代表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穿着不合身的西装，从进门开始就没说过一句话，只是不停地擦汗。
法国代表拉图尔坐在角落里，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鲍尔弗转过身。
“诸位，”他开口了，声音很平静，但平静得让人心悸，
“四十八小时前，我坐在这里，听你们讨论军火分配、讨论战后利益、讨论谁该多得援助。
那时候，你们每个人都信心满满，每个人都告诉我我们能赢。”
他顿了顿。
“现在，谁能告诉我——赢在哪儿？”
没有人回答。
鲍尔弗走到乌尔马尼斯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乌尔马尼斯先生，您的拉脱维亚军队在哪里？
那个号称两万人、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军队，现在还剩多少？”
乌尔马尼斯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