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翻开文件夹。
第一份，来自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副部长。
“尊敬的施密特同志：
关于义务劳动的方案，我认真阅读了。
原则上我是支持的。但是，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医生建议我避免重体力劳动。
不知是否可以安排一些轻一点的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整理文件之类？
如果不能，我是否可以暂缓参加，等身体恢复后再去？”
韦格纳看完，没有说话，继续往下翻。
第二份，来自商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处长。
“施密特同志：我完全赞同义务劳动的意义。
但是，我今年已经五十三岁了，多年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恐怕去了也干不了什么，反而给矿上的同志们添麻烦。
我建议让年轻同志先去，我可以在后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组织协调、宣传鼓动之类。
这样也许更能发挥我的作用。”
韦格纳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第三份，来自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司长。
“施密特同志：我非常支持这个方案。
但是，我最近正在处理一项紧急的外交事务，关系到和波兰同志的边界谈判，实在走不开。
不知是否可以等谈判结束后再参加？
如果需要，我可以书面承诺，一定在年内完成义务劳动。”
第四份，来自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女干部。
“施密特同志：我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没人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