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带走几张照片，或者拓片。”黎先生指了指玉佛。
“不行。”把头一口回绝，“不许拍照，不许拓印，不许刮粉。你脑子里记住多少，就是多少。”
黎先生盯着把头看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脱下白手套扔在桌上，拿起自己的皮包和折叠刀，转身爬出了地窖。
回程的路比来时快。
张西武在清苑上了车，冲把头摇了摇头，意思是后面很干净，没人跟着。
黎先生依然坐在后排中间，闭着眼睛，但他跟来时不一样了。
来的时候，他整个人是松弛的。
现在，右手死死攥着大衣的口袋，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凸起，显然心里正在翻江倒海。
车子快到邯郸市区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彻底亮了，路边的白杨树光秃秃的，飞快地往后退。
就在车子准备下国道，拐进复兴区的时候，一路都没吭声的黎先生突然睁开了眼。
他看着驾驶座上的把头，正色道：“郑师傅，除了这尊玉，你手里是不是还有两张画？”
……
第二天中午，邯郸宾馆二楼会客室。
屋里暖气烧得过热，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厚厚的水汽，外头中华大街上的车流声听着闷闷的。
黎先生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周先生站在他身后。
把头坐在对面抽着旱烟。
我跟白露站在把头侧后方。
隔壁房间是马二和张西武，墙壁不隔音，我能听见马二在木地板上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吱呀吱呀的，显得很焦躁。
“八百万。”黎先生开了口。
这个数一出来，隔壁马二的脚步声瞬间停了。
千禧年那会儿，八百万是什么概念？邯郸市中心一套带暖气的楼房，顶天也就五六万。这笔钱够买下一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