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常常被外界视为巨大的『人口红利』。
但这里面有着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
他抛出了那个冰冷的数字：「沙特，真正的有效劳动力，只有大约421万。
那些外劳，贡献了生产力，但也通过侨汇带走了财富，让本来应该在沙特境内从生产流向消费的资金变少。」
但按照工业化的『人口门槛理论』，沙特如此稀少的有效劳动力，要不是我们大量雇佣外籍劳工，恐怕连以轻工业为主的初级工业化都支撑不起来，只能维持资源型经济。
所以一个国家真正的有效劳动力，只能依赖於自身公民的增长。」
「但与此同时……」
瓦立德苦笑了一下，「现代化进程本身，带来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加速、个人主义思潮兴起，客观上也带来了生育率下降和结婚年龄推迟的趋势。
这与我们为了支撑长期工业化而急需扩大本国公民基数的目标，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因此，我的核心两难问题是：」
「第一，如何破解福利刚性陷阱？
在必须将有限的石油美元从消费性福利转向生产性投资如教育、科技、产业的过程中，如何设计一套平稳的过渡方案或补偿机制，以最小的社会和政治震荡，实现财政资源的战略性重新配置？」
「第二，如何应对工业化的人口瓶颈？
在421万有效劳动力的现实基础上，我们应该是走第一条路，优先通过解放妇女劳动参与率、提升教育质量来最大化现有劳动力的『质』与『效』，以发展『精而尖』的特定产业；
还是走第二条路，必须将『提高生育率、扩大人口基数』作为长期国策，哪怕这可能在短期内加剧福利负担并延缓现代化进程？
或者，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例如通过某种形式的『技术归化』或区域性人力资源整合策略，来部分弥补自身人口基数的不足？
这种方式又可能带来哪些新的社会融合与国家认同挑战？」
瓦立德说完，书房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只有窗外的风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校园广播声。
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学生请教学术问题的范畴。
这是一个未来执掌一国权柄的年轻人，在向他所信任的智者，请教关乎国家兴衰的根本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