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比我那一份，更像一座县衙。」
说完，他拱了拱手，自往藏书楼去了。
苏秦立在廊下，没有动。
这句话搁在旁人耳朵里是夸奖，落在他心里，却像一根细针，把一层他捂了很久的东——
西，挑破了。
他想起了安丰。
安丰十九日，他救了六千人。开仓是他，立牌是他，平案是他，迁坟是他，下堰还是他。判词说，三百年未有。
可如今隔着这些天回头看—
若他那一夜真的死在堰腹里呢？
活名牌上的名字，谁来接着写？官市的秤，谁来接着看？漕粮那本借据，白老主簿记得再清楚，新来的官认不认？
冯县丞会守几日？何威能扛多久？
有些东西留得下来。
可有更多的东西，是拿他这个人当柱子撑着的。他在，样样是章程；他不在，样样要看下一个官的良心。
他以前想的，一直是我要做一个能把事情办成的官。
今日这一课，往他心里放进了另一句话—
我得让事情，不是只有我在，才办得成。
这不是要他收起那股拼命的劲。
是要他往前再走一步：把自己拼出来的那些法子，从「苏秦的法子」，变成「谁来了都得照办、也都办得动的法子」。
英雄救得了一时。
章程，才守得住英雄走後的日子。
暮色四合的时候，苏秦回到东廊公廊，把最终誊清的那一页章程，交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