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两天，院门又响了。
这回来的是巷子东头的刘婶，攥着半包红薯干，搁在桌上推了三回，话绕了半天弯，核心就一句她家闺女十七，能不能想想办法。
杨国富还是那套说辞。
刘婶走的时候没哭，但红薯干忘了拿。
第三天，隔壁院的张嫂来了。
第四天，王老六敲了门。
杨国富有一回加班没回来，李秀梅在堂屋里接的客。
李秀梅给倒了水，听完了。
“他婶子，你的难处我听着了。但这事我做不了主。”
“嫂子……”
“不是不想帮。是帮不了。”
李秀梅把搪瓷缸子往前推了推。
“你想想，我家老杨要是把你家孩子塞进厂里，回头查出来，你家孩子保不住，我家老杨也保不住。兵子交代过的谁来了都一样，不能答应。”
这话搁出来，比杨国富说的还绝。
女人的手从桌面上缩回去。
之后又零星来了两拨，一拨是杨兵不认识的，据说是杨国富以前的老同事介绍来的，另一拨是街道上一个干部的亲戚，拎了两瓶酒。
酒被杨国富原封不动退了回去。
过了腊月二十三，再没人上门了。
消息在四合院和周围几条胡同里传开了，杨国富这个人，不松口就是不松口，老婆孩子也是一个调子，找过去也是白搭，还落个没脸。
除夕。
今年的年味淡，街上没了往年的鞭炮声，胡同口的红对联也贴得稀稀落落，大喇叭从早到晚播着，翻来覆去就那几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