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是帮员工维权的那一方。
他是站在公司那边的。
每次有被裁掉的员工来申请仲裁，讨要被克扣的加班费、违法辞退的赔偿金，高翔的工作就是翻遍劳动法的每一个条款，找出所有可以利用的灰色地带。
帮公司少赔钱。
最好一分不赔。
他亲手写过的答辩状摞起来能有半米高。
每一份答辩状的背后，都是一个被企业榨干了价值、然后像擦过的纸巾一样被扔掉的打工人。
有一次，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员工坐在仲裁庭的对面，抱着一摞他自己整理的打卡记录和工资条，手都在抖。
他被公司以“岗位优化”为由无偿辞退，没有任何补偿。
高翔很清楚，按照法律规定，公司必须支付n+1的赔偿金。
但他还是按照老板的指示，在法庭上援引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内部绩效条款，把那个老员工的仲裁请求驳回了一半。
那天走出仲裁庭的时候，那个老员工蹲在走廊的角落里哭。
回到公司，他的老板拍着他的肩膀说：“干得漂亮，小高，这次给公司省了一大笔钱。”
那天晚上，高翔喝了整整一瓶白酒。
三个月前，他递交了辞呈。
没有找好下家，净身出户。
同事们都觉得他疯了——法务岗在那家公司是核心部门，年薪加奖金少说四十万往上。
但高翔受够了。
他不想再做这种事了。
裸辞之后的三个月，他投了无数份简历。
面试了七八家公司，每一家在得知他的专长是“帮企业打劳动仲裁”之后，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