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代表把笔帽从嘴里拿出来，声音快。
“不只是十四项。我看了一遍，前二十项里至少有七项，东部三甲觉得太低了，西部县医院觉得太高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一套标准卡全国，要么东部觉得没挑战，要么西部觉得够不着。”
云南的代表接上了，口音带着点西南味。
“我们省最偏远的县医院，药品过期率去年还在百分之八。你让他一步到位降到百分之三，他做不到，做不到就不报了，数据直接造假。”
“我们青海更不用说了。”陶建军在靠窗的位置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说得慢，说得稳。“你定一个他跳起来都够不着的杠，他连跳的念头都没有了。”
湖北的代表翻着材料插了一句。
“可要是标准定太低，东部省份的质控等于不考核。我们武汉几家三甲的急诊响应时间已经压到八分钟了，你给他定十八分钟的达标线，那叫什么？”
河南的代表敲了两下桌面。
“对，标准定低了没有引导作用，定高了变成惩罚工具。”
七八个人的声音在小会议室里搅成一团，材料翻动的沙沙声和笔敲桌面的声音挤在一块。
贺知舟靠在白板旁边，保温杯搁在笔槽边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没打断任何人。
讨论持续了十二分钟，声音渐渐从交叉变成了对峙。东部三个代表坐在桌子左边，西部三个代表坐在右边，中间隔着一个湖北。
贺知舟从口袋里抽出右手，拿起蓝色马克笔。
笔帽拧开的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的嘈杂停了。
他在白板中间画了一条横线。横线上方写了两个字：进阶。横线下方写了两个字：底线。
“吵完了没有？”
八个人看着白板。
“指标分两套。”他的笔尖点在横线下方。“第一套，底线指标。药品不过期，分诊有人在，抢救有记录。全国统一，不分东西南北，不分三甲县医院。这三条做不到的，不叫急诊科，叫摆设。”
笔尖移到横线上方。
“第二套，进阶指标。响应时间、医护配比、专科会诊到场率，各省根据本省实际自定达标线。东部定八分钟的可以定八分钟，西部定二十分钟的先定二十分钟。明年再压，后年再压，每年往前走一步就行。”
他在两个词中间那条横线旁边写了八个字，笔尖压得重，每一笔收了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