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
从第一次带队去安庆核查，到衡阳那台三百八十块的投影仪。从马志强在走廊墙上刷的那面白墙，到陶建军站在北京会议室角落里说出“六十三岁”三个字。从高启峰每个月寄回来的核查报告，到方晓雯在电脑上改了一遍又一遍的数据采集表。
他的手指落回键盘。
敲得慢，比前面慢了一倍，每个字打完停一拍，看一眼，再打下一个。
“质控不是从上往下的检查，是从下往上的支撑。”
停了。
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拇指搁在空格键边缘。
走廊那头有脚步声过来，鞋跟不高但硬底，每一步踩在地砖上干脆利落。
苏半夏推开值班室的门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支红笔和一份打印件。
“方晓雯让我帮你校对前三个板块，她说你正文写到一半了。”
“写到最后一段了。”
苏半夏把椅子从墙角拖过来，坐在行军床旁边，打印件摊在膝盖上，红笔拔了帽。她低头翻第一页，笔尖在某个数字旁边画了个小圈。
“第二页第三行，‘全省平均响应时间降幅百分之三十一’，后面括号里的基线值多打了一个小数点。”
“改了。”
贺知舟在屏幕上找到那个位置，删了一个点。
苏半夏继续翻，红笔在纸面上勾勾画画，偶尔停下来看两秒，又继续。
值班室里只有键盘声、翻纸声和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三种声音搅在一块，不吵，刚好。
贺知舟的手指继续敲。
“每一个数据的改变背后是一个科室主任的坚持，一个年轻医生的成长，一个患者多出来的几分钟。”
他打完这行，手指顿了一拍。
最后五个字敲下去，每个字之间隔了半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