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资金、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怎样分工，今天要把框架谈清楚。”
第一份报告来自半导体产业。
国内二十八纳米刚刚迈过量产门槛，设计企业数量增长很快，制造、设备、材料、封装和基础软件之间的差距却依旧明显。
有限的资金过度集中在晶圆制造环节。
第二份报告涉及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
目前国内大多数互联网公司还把人工智能当成推荐算法、广告投放和语音识别工具。
真正的大模型、算力平台、分布式训练和高带宽互联，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认识。
第三份报告则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与关键矿产。
这些方向看起来彼此独立，底层却共同依赖算力、材料、能源和长期资金。
负责汇报的人讲完以后，会议室安静了很久。
坐在对面的一名中年人率先开口。
“高科技投资周期长、失败率高。”
“如果国家资金直接承担全部风险，容易变成另一种行政审批。”
“可完全交给市场，资本又会优先选择回报更快的互联网平台和消费项目。”
“这两者之间，需要一层新的安排。”
老人看向陆长明。
“发改这边怎么看？”
陆长明放下手里的笔。
“国家定方向、补基础、守底线。”
“具体选择哪支团队、哪条技术路线，应该让真正懂产业的人参与判断。”
“可以设立母基金和长期资本平台，也可以与市场化机构共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