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任何一个变量发生偏离，雷曼就有可能活下来，或者被成功并购。
这就是金融市场最真实、也最残忍的地方。哪怕你手里拿着剧本，当你成为剧本里的一股巨大力量时，剧本就已经被改写了。
陆泽把目光从纸上收回来，看向伊莎贝拉。
“你的逻辑很严密，符合华尔街现在的定价共识。”
他平静地说。
“那您还要做空它的cds吗？”伊莎贝拉问。
“要。”
“可是政府兜底的预期——”
“华尔街的模型能算出资产负债表的窟窿，但算不出政治和人性。”
陆泽打断了她，语气里没有傲慢，只有一种剥离了感情的客观。
他拿起桌上的玻璃杯，喝了一口水。
“伊莎贝拉，今年是大选年。”
伊莎贝拉微微一怔。
“现任财长保尔森是高盛出来的人。三月份他拿纳税人的钱救贝尔斯登，已经在国会山被骂成了华尔街的帮凶。现在是五月，等到了九月、十月，选战进入最白热化的时候，你觉得两党的候选人，谁敢支持政府再拿几百个亿去救另一家贪婪的投行？”
陆泽把水杯放下，发出一声轻响。
“还有理查德·富尔德。他在雷曼当了十四年ceo，被人叫作‘华尔街斗牛犬’。这种人，只要还没到最后一口气，他就绝不会接受被人以两块钱、五块钱的屈辱价格收购。他会一直拖，拖到一个他认为体面的价格。”
“所以，这就是一个时间差。”
陆泽用笔尖在纸上轻轻点了点。
“富尔德以为政府最后一定会救他，所以他现在不肯低头；而政府迫于大选年的政治压力，到最后根本不敢救他。”
“当极度的傲慢，撞上大选年的政治避嫌。结果就是，所有的救生艇都会在互相试探中被错过。”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发出极低的嗡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