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的老板是个香港人，姓何，个子不高，总穿着熨得笔挺的白衬衫。
他从来不正眼看我们，路过门岗的时候，我们敬礼，他连头都不点一下。
但没关系。保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管一顿午饭，比我在老家一年挣的都多。我一站岗就是十个钟头，大太阳底下，制服湿透了又干，干了又湿，后背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我不觉得苦。因为日子有奔头！
也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阿丽。
她是厂里的普工，比我小一岁，湖南人。说话带着一点软软的口音，第一次跟我说话，是因为她的饭票丢了，站在饭堂门口急得眼眶都红了，我把自己的那张塞给她。
她拿着饭票，低着头说：“谢谢你，保安大哥。”
我说：“我叫黄金城。”
她抬起头，忽然笑了：“你这名字，好像有钱人家的少爷。”
“就是因为缺金，才取的这个名字。”我说。
她笑得更厉害了。
我们就这么好上了。
下了班，我陪她走过那条铺着煤渣的小路，看夕阳把整片厂区染成一片橘红色。
我给她买过五分钱一根的冰棍，两个人蹲在路边分着吃。
她跟我讲她老家的柚子树，讲她那个爱喝酒的爹，讲她想攒够钱回去开一家小卖部。
后来，我们在厂子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间房，一个月四十块。
房子不到十平米，一张木板床，一个掉漆的柜子，一扇只能开一条缝的窗。夏天热得像蒸笼，晚上蚊子多得像下雨。
可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寄回家的和房租，剩下的一分一分存起来，放在一个饼干铁盒里。半年时间我攒下了三百块。
我打算再攒半年，凑够五百，就带她回我老家见我爸妈，办一桌酒席。
那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想努力赚钱，娶妻生子，普普通通的过完这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