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万，是我全部的身家。
四十万，是我在香港那场枪林弹雨里，拿命换来的分红；剩下的二十五万，是我跟肖铁山从何老板手里抢来的那笔钱。
废品回收站开起来的头一年，比我想象中难得多。
那时候的长安镇，工厂一天天地多起来，港资、台资、日资的电子厂、五金厂、玩具厂，一家挨着一家。
每家厂子，每个月都会产生大量的边角料：铜线、铁皮、塑料边角、废旧的模具，堆在仓库里等着处理。
这里面的门道，我比谁都清楚，毕竟我就是靠这个赚到了第一笔钱。
厂子的采购、总务、车间主任，这些中层大多拿着死工资。而我这个回收站的老板，手里有钱，也愿意花钱。
我学会了一件事：想从一个人身上拿到东西，光靠嘴皮子是不够的，得拿东西跟他换。
有的人缺钱，我就直接塞信封；有的人好喝酒，我就三天两头请他去卡拉ok。
别人托我帮忙做点什么，我也从不推辞，能办的，办得漂漂亮亮。
而更多的人，缺的是别的东西。
那些管理大多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家里守着一个黄脸婆，一年到头，见不着什么新鲜的花样。
我摸准了这一点，在镇上盘下了一间不起眼的娱乐场所，专门养了几个从外地来的姑娘，长得水灵，会来事，专供这些人享用。
这些人吃了我的、喝了我的、玩了我的，办起事来自然爽快。厂里那些本该公开价格投标的废料，就这么一批一批地，低价流进了我的仓库。
我把这些废铜烂铁，转手卖给广州、深圳那边价格更高的收购商。
有了钱，人就会自己找上门来。
我雇的第一批人，是几个从外地来打工、走投无路的年轻人。
有偷过东西被厂里开除的，有跟人打架进过局子的，有像我当年一样，被人欺负得没地方说理的。
我给他们的工钱，比正经厂子里高出一截。我告诉他们，跟着我干，只要肯卖力，我不会亏待任何人。
慢慢地，这些人成了我的"手下"。
我们不再只是收废品，也开始接一些别的活儿：帮人讨债，帮人看场子，谁家的厂子跟人起了纠纷，花钱找我们出面"调解"，往往比找警察还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