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你在宿舍修这本书的时候，打翻过一杯茉莉花茶。茶渍洇在右下角，你当时说，等以后技术好了再修。”沈砚舟的声音很淡，像是在陈述一份证据，“但那杯茶是你故意打翻的。因为那天我打电话跟你说，我要去美国了。”
工作室里很安静。巷子里有自行车经过，车铃响了两声，被湿漉漉的空气闷住，传不远。林微言盯着那页书，盯了很久。然后她放下竹起子，站起来，走到窗边。
“沈砚舟。”她的声音对着窗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还书。说清楚。然后——”他顿了一下，“然后看你愿不愿意让我留下来。”
她转过身。他站在工作台旁边，手里还捏着那个牛皮纸包的边角，没松手。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他脸上。他比五年前瘦了一些，下颌线更锋利，眼窝下有一层淡淡的青。但眼睛没变，还是那样，看人的时候像在法庭上盯着对方证人，专注得让人无处可躲。
“五年前你说走就走，连面都不肯见。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我去了你家，你爸说你搬走了。”林微言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现在回来，拿一本破书，说一句‘我回来了’，我就该感恩戴德？”
“那本书不是破书。”沈砚舟把牛皮纸包打开。里面是一本《花间集》，和她正在修的那本同一个版本。但这本保存得极好，封面完整，内页洁白，只有扉页上有几行字，是林微言的笔迹。
“你当年修的第一本《花间集》。”沈砚舟把书翻到扉页，“你修完卖给了我。两百块。我给了你五百，你说太多了，找了我三百。那三百块钱，我夹在这本书里了。”
他把书递过来。林微言接过去，翻开。扉页和正文之间，夹着三张一百元的人民币。旧版的，背面是红色花纹的那种，现在已经不流通了。钱压得很平，边缘和书页一样齐，像是被压了很久。
“你一直没花？”
“没花。”
她盯着那三张钱看了很久。然后她把书合上，放在工作台上，推到牛皮纸旁边。“书我收下了。钱你拿走。”
“林微言。”
“沈砚舟，你听我说。”她抬起头，直视他，“五年前的事，我不想知道。你爸生病也好，顾氏合作也好，你被逼无奈也好——我不想知道。因为不管什么理由，你选择了推开我。你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沈砚舟没有反驳。他站在那里，手垂在身侧，像法庭上被对方律师当庭指出证据瑕疵时的样子，沉默，但不退让。
“你说得对。”他开口了，“我选了一次。但我选错了。这五年，我每天都在想那通电话。如果我当时换一种说法，换一种做法，你会不会还在我身边。”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没用。”他承认了，“但我要说。因为不说，你永远不知道我这五年怎么过的。我在美国，白天上课，晚上去医院。我爸的病历我看了几百遍，每一张化验单我都背下来了。顾氏的钱救了我爸的命，但那笔钱是我拿我的下半辈子换的。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林微言没说话。
“意思是，我签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在顾氏的案子结束之前，我不能跟任何人有‘影响顾氏声誉的私人关系’。包括你。”沈砚舟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很轻，像琴弦被指甲划过，“我本来打算三年内解决。但案子拖了五年。五年里，我不能联系你，不能见你，不能让你等我。所以我选择了最蠢的办法——让你恨我。”
窗外的槐花被风吹落了几朵，飘在窗台上。林微言看着那几朵花，白色的，小小的，像被揉碎的纸屑。她想起五年前那个晚上，她坐在宿舍的床上，手机屏幕亮着，沈砚舟的号码拨了三十七次，每一次都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第三十八次，她放弃了。她把手机扔进抽屉，把沈砚舟送她的所有东西装进一个纸箱，搬到楼下垃圾桶旁边。但那个纸箱在垃圾桶旁边放了一整夜，她半夜爬起来又搬回了房间。后来她把纸箱藏在床底下，一藏就是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