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没停，把一根发黄的菜叶掐掉，扔进脚边的竹篓里。“进来坐吧。饭马上好。”
没有寒暄，没有笑脸，也没有逐客令。沈砚舟把点心放在桌上，叫了声“阿姨”，在方桌旁的长凳上坐下来。背挺得很直，双手搁在膝盖上，姿势端正得像在法庭上等待宣判。
林微言去厨房倒茶。回来的时候，看见母亲正把一碟椒盐点心往沈砚舟面前推。动作很随意，像是在打发一个上门收废品的，但林微言知道那碟点心的位置——正好在沈砚舟右手边，茶杯和筷子之间，一个不用伸手就能够着的距离。
母亲在打量他。用一种外科手术式的、冷静到近乎冷酷的目光。沈砚舟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回避，不讨好，偶尔拿起茶杯抿一口，偶尔回答一两句母亲关于镇江天气和交通的闲话。
“小沈。”母亲忽然开口，择菜的动作没停，“你是做什么的？”
“律师。”
“律师。”母亲重复了一遍，把一根菜梗掐成两截，“我有个表姐的儿子也是律师。在北京，听说一年挣不少。就是忙，顾不上家。”她抬起头，目光平静地落在沈砚舟脸上，“你忙不忙？”
这句话听起来平淡，但沈砚舟听懂了。他放下茶杯，回答得很慢：“忙。但以前忙错过一些事，现在不会了。”
母亲没有接话。她把择好的菜收进竹篓，站起来往厨房走。经过林微言身边时，拍了拍女儿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饭桌上，父亲回来了。他进门看见沈砚舟，愣了一下，随即伸出手：“小沈？微言提过你。坐坐坐，别客气。”父亲比五年前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但精神还好，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跟林微言一模一样。他坐下来，先拿起一块豆沙点心咬了一口，说“甜了”，然后看向沈砚舟，“你特意买的？”
“椒盐的也有。”沈砚舟指了指另一盒。
“椒盐的给你阿姨。”父亲把豆沙点心放下，“我血糖高，不能多吃。她管得严。”他朝厨房方向努了努嘴，压低声音，“你阿姨这个人，嘴硬心软。当年微言从北京回来，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她嘴上不说，晚上偷偷在厨房哭了好几次。第二天照样六点起来熬汤。”
沈砚舟的筷子停在半空。他低头看着碗里的米饭，一粒一粒的，晶莹剔透，像某种需要小心对待的东西。五年前那个冬天，他在北京医院的走廊里接到顾氏的电话，沈父的病危通知单攥在手里。他做了那个决定，拨通林微言的电话，说了最狠的话。然后他站在医院的消防通道里，听着电话挂断后的忙音，站了整整一夜。他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镇江的家里，林微言的母亲正坐在厨房里，对着灶台上的火苗发呆，灶上煨着一锅汤，从早上煨到半夜。
那锅汤后来倒掉了。母亲没有告诉任何人。
“小沈。”林微言的父亲给他添了勺汤，语气像是随口一提，“当年的事，微言跟我们说了个大概。我不问细节。但你记住一句话——我们家虽然穷，但骨头硬。你当年伤她那一刀，伤的是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以后要是再伤，就别来了。”
“爸。”林微言低声叫了一句。
父亲摆摆手。“吃饭吃饭。汤凉了。”
饭后，林微言去厨房洗碗。沈砚舟要帮忙，被母亲一个眼神挡了回去。他站在天井里，看着那棵桂花树。树根附近长了一圈青苔，矮墙上的瓦片缺了两个角，大概是去年台风吹的。砖缝里还有一道浅浅的刻痕——他蹲下去细看，是两个字母，一大一小，大的那个是“s”，小的那个是“l”。刻得很浅，边缘被岁月磨得圆润了，但仍然清晰。
“她六岁的时候刻的。”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沈砚舟站起来，回头看见她端着一杯茶，站在堂屋门槛上。“s是‘沈’？还是‘书’？”
沈砚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猜是‘沈’。”母亲走过来，把茶杯递给他，“她小时候有个毛病，喜欢的东西都要刻上记号。她爸的钢笔上刻了一个‘林’字，我的梳子上刻了一个‘芳’字。后来长大了，不刻了。但这棵树上的字，一直没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