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档案翻回第三课，指尖压住那句批注。
随后又翻到第五课，看见“缺席即在场”四个字，脸色更沉了些。
他抬起头，看向在座的人。
“我试过很多办法，减少形容词、控制句子长度、压缩心理描写篇幅。
让学生反复修改直到把所有多余的情绪都削干净。”
他停了一下。
“但效果有限。
学生把情绪削干净以后，文本就变得干巴巴的。
他们找不到那个平衡点。”
张教授的指尖又落回那段批注上。
“今天看到这份东西，我才明白，问题不是出在'削'上面。是出在'替代'上面。”
他把那段话念了出来。
“'让物件承载人物不愿说出口的话。让动作泄露人物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情感。'”
张教授合上档案。
“他不是在教人怎么少写。他是在教人怎么用另一种方式多写。
把情感从语言层面转移到动作和物件层面。信息总量没有减少，载体变了。”
他看向薛弘川。
“薛主席。这套东西解决的问题，比我想象的大得多。
它已经越过技巧层面，开始改写作者看世界、选细节、落笔的方式。”
薛弘川没有接话。他的目光还停在手里那份档案的最后几页上。
那几页不是课程大纲，也不是学员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