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字数多。
是因为每一句供词，都要反复打磨到“像真话，又像假话”的临界点。
多伐说“是她让我杀的”，这句话要让读者觉得他在甩锅，又要让读者隐约觉得妻子确实可能说过类似的话。
真砂说“他的眼神逼我走到了那一步”，这句话要让读者心疼她，又要让读者怀疑她是不是在美化自己的动摇。
书生说“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要让读者觉得他有骨气，
又要让读者看见他懦弱到连反抗都做不到，只能拿自杀来维护最后的体面。
每一句，都是双刃的，都在真与假的边缘反复横跳。
每写完一个人的证词，都要停下来，把自己代入三个角色，问自己。
多伐会这么说吗？
真砂会用这个词吗？
书生的遗言会不会太文绉绉？
他甚至翻了半天清末民初的县衙案卷记录，确认那个年代供词的格式和用词习惯。
最后交稿的时候，他盯着那篇三千八百字的正文看了半个小时。
每一个字，都已经磨到了极限。
林阙回过神。
教室里还在等他的回答。
许长歌的手指搁在笔记本上纹丝不动。
陈嘉豪身体前倾，连呼吸都放慢了。
丹伊的灰蓝色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林阙把背包搭在肩上。
他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