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自己修好的，是一台谁的车。他也不知道，那台车过几天会开到哪儿去、载着什么人、办什么事。
他只知道，从他接下这台车的那一刻起，他的手，也算在那台车上留了一下。
那天傍晚回到公寓，他把那笔钱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这笔钱比程先生那些信封厚得多，也脏得多——程先生的钱是场边的钱，看得见来路；这笔钱是“做过的车“的钱，你连车主是谁都不知道。
他把它和抽屉里那些信封放在一起，然后关上了抽屉。
最后，他在账本上把数字改了：二十一万，变成二十万。那台车多给的三分之一，最后也就落在那行数字上，划掉了一万。
他坐在桌前看了一会儿那行字。这一万，是他这一年里“赚得最深“的一万——它不在场子里，不在铺面里，是在一条他不敢问来路的车上。
他洗了个澡，出来的时候郑若彤刚回来，手里提着菜。她问他晚上想吃什么，他说随便。她瞪了他一眼，说你永远说随便。
那天晚上，两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吃了一顿饭。她一直在说话，说公司的事、说她想买的那双鞋。梁博听着，偶尔“嗯“一声。那台车的事，他一个字都没提。
他还不知道那台车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那个人的“另一只手“，日后是否会伸到他自己的肩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