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到最后他停在两行数字上：家里债务五万。一分没动。
他盯着那行看了很久，忽然想起陈嘉荞下午问他“你要在香港待多久“，他答“不知道“。可现在他知道了——他不知道，是因为他不敢算。他要是算了，就得承认一件事：他在这儿过得越舒服，那笔债就越像不属于他的事。
他把账本合上，压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
合起眼之前他忽然想起母亲那句话：“你别太拼。“
他笑了一下。他现在真的一点都不拼了。
第二天中午，那个陌生号码又打来了。
对方说话很客气，先问他是不是梁博，然后说：“那天晚上，在场边站着的，是不是你？“
“什么事？“
“我们老板想跟你聊聊。“对方说，“他不是要你跑车。他是有一台车，别人修不好，想请你看看。“
梁博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窗外是铜锣湾密密麻麻的楼，楼下的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还有不宽的路面有一些车经过。
他答了一个字：
“看。“
对方马上告诉了他地址跟时间。
跟着就挂掉电话了，他在窗前又站了一会儿。
他忽然想起陈嘉荞昨天在码头边问他的那句“你什么时候回广州“，想起自己答的“不知道“。他还想起程先生在电话里那句“场子里有人在打听你“。
这两件事在他脑子里撞在一起，得出一个他不太敢想的结论：他在香港这边，正在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而在广州那边，他逐渐变成一个“不见了的人“或“透明人“。
他站在那儿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把这种想法按了下去。
他告诉自己：先看那台车。看完再说。
跟着他给母亲拨了一个。
母亲在电话那头问他是不是在忙，他说不忙。母亲说家里的老屋要修一修屋檐，问他手上有没有钱。他说有，明天就转。母亲顿了一下，问他：“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外面？“
“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