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门拆了，换成两扇玻璃门，门口挂着一个灯箱，白底红字：肠粉·生滚粥。
早上七点不到，白汽就从门里往外冒，一股米浆和豉油的味道。他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儿——里面摆着四张折叠桌，两个女人在蒸炉前忙。靠里那面墙，原来是挂工具的地方，现在贴着一张很大的菜单。
机油味一点都没有了。仿佛之前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他想起去年的冬天，老杨还蹲在门口，拿那截烟指着卷帘门下沿说“呢度要换“；想起自己在这间里间睡了一年多的折叠床；想起半个月前他压在那张席子底下的信封。
铺面盘出去了。老杨应该已经回了珠海，或者去了香港。
他没进去。他也没打那个电话。
他只是站着，看着那股白汽往上冒，冒到招牌上就散了。
他现在在城郊干活。
跟一家做钣金的合租一间小车间，一个月七百五，卷帘门一人一半。他那半间只放得下一台车和一张工作台，人蹲下去要侧着身。墙角照旧摆着那只工具箱，最底层压着一包油纸裹着的东西。
找他修车的还是老客。
有天中午来的是一台跑了十四万公里的老轩逸，说怠速抖。他把车打起来，蹲在车头听了两分钟，又伸手在机脚胶上按了按。
“右边机脚胶塌了。“他说，“还有一根点火线不行。“
“多少钱？“
“机脚胶一百八。线你自己去买，我给你换。“
那人愣了：“你不赚部件钱？“
“我赚手工。“梁博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旧件你自己留着看。“
那人笑着摇头，说现在哪还有人这么做生意。
梁博没接话。他是真不赚这个钱。一台车坏在哪里、为什么坏，他知道——这份“知道“比多赚两百块让他舒服。
也就是那几天，城北一个小场停了，说“场地要施工“；隔了一周，隔壁镇上一场也没跑成，中间人只在群里发了一句“这周先歇“。到九月中，跑了半年多的那个周末场，连收注的人都没来。
场边站着的人比平时少了一半。剩下的都低头看手机，谁都不会主动去但谈论下周。
第二天上午，他给研究院打了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