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下他明白了一件事：他划掉的不是一个号码，是一个人。
“还有别的吗。“他问。
“你让我带的那两句话，我带到了。“周律师翻了一页，“一个没回我；另一个回了，原话是'这事我不能碰'。“
“知道了。“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梁博看着那三页纸。
纸的最上面那一栏，他原本写得很满——那几个“场面上的人“、几个能出钱的、几个说得上话的。现在那一栏里横着一道、又一道，最后落一句“不能碰“，全划平了。
他这才看清：风向一变，能出钱的人比跑的人收手收得更快。他们不是怕他，他们是怕那个册子上的自己。
“没有了。“
“还有一个人。“周律师翻到最后一页，“一位姓郑的女士，昨天托我把五百块钱存进去，还留了一个袋子。“
梁博抬起头。
“她留话了吗。“
“留了六个字。“周律师看了一眼纸，“'我不是不等他。'“
会见室里静了两秒。
“她还说什么了。“
“没留地址，也没说哪天来。她只说，东西是托我送的。“周律师合上本子，“袋子里是一套换洗的衣服、一条新毛巾，还有一盒护手霜。“
“护手霜。“
“她说，你手上有伤。“
梁博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那几处硬得像砂纸。
他很久没说话。他不是在想她——他是在算她。
这件事他其实早就算出了大半：从去年夏天起，两人的通话从一两天一次，慢慢拖成一两个星期一次；末尾只剩两句话，“你吃了吗““早点睡“。她公司在拆分上市，她在加班；他在跑场、在躲风。谁都没有做错什么，那条线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被日子拉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