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郑若彤——五百块钱、一条新毛巾、一盒护手霜,和那六个字。
还有那个不知道是谁的人。
他数完,忽然发现一件事: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上面的人“,没有一个是场子上的老板,没有一个能替他说话、能把案子压下去。他们的分量都很轻——一个农村老太太、一个守着旧厂房的老技工、一个做这行没几年的年轻律师、一个在公司上班的女孩子。
就是这几个最轻的人,把他从里面捞出来了一半。
而那十几个他能在脑子里报出名字的“场面上的人“,那一夜一个都没有出现。
他还想过一件事,想得很久。
那年如果阿鬼早来半个月;如果老杨的铺面早半年盘出去;如果他最后那趟没有跑;如果那台车早三天被拖走——他今天是不是就在这件事的外头呢?
这些“如果“,没有一个能变成一条线。他这辈子的算法里,从来没有“碰巧“这一项。他习惯的是:给足条件,结果就能推出来;推不出来,说明你参数不够。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把他按进这件事里的,有一半是时候、是顺序、是碰巧。
命运不跟他讲道理,也不跟他讲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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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晚上,母亲打来电话。
她问吃了没有、吃的什么、冷不冷、衣服够不够,他一件一件答。答到一半,那头有动静,像是有人把话筒接了过去。
“喂。“是父亲的声音。
他坐直了。
“爸。“
“药够吃。“父亲说,“你别听你妈瞎说。“
“嗯。“
“你过年自己买点肉。“
“买了。“
“那就这样。“
电话挂得很快。母亲又打回来一次,说了两句,说“你爸在旁边听着呢“,接着唠叨了几句,跟着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