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还没到，他的日子就先过成了灰的。
案子还在走。周律师说，侦查结束以后要移送审查起诉，然后等开庭；快的话在春季就会有消息，慢的话就要等到夏天或秋天。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报天气预报。
梁博听完，只问了一句：
“我这两个月能做什么。“
“两条。“周律师说，“一条是把能退的都退了；另一条是别出事——别离开广州，别跟场子上的人来往，别再去碰车。“
他两条都做到了。
能退的钱他都退了：给财叔那边的、替几个车主赔的，加起来两万多。卡上剩下的四万多，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数——每个月花不超过三千：房租一千八，给家里寄八百，剩下是菜钱、车费、理发，每一笔都要算。
这是他这几年第二次认真算钱。
前一次是为了还那三十七万。那回他手里有本事，账算得越细，心里越有底气。这一回他手里什么都没有，账算得越细，心里越空。
他也没有再碰车。
其实不是不想，是没人敢让他碰。原来跟人合租的那半间车间他退了：做钣金的那家先撤，房东问他还续不续，他说不续。客户的车早交完了，只剩一个老客——就是当年那位开皮卡的——偷偷给他打电话，说有一台小货车老是响，问他能不能看看。
“你到我这儿来。“那人说，“不过有个事——你别跟人说你在我这儿干活。我这边做物流，怕人问。“
“行。“
取保候审的条件里有两条：不得离开广州，不得从事同类活动。修车、改车，正是他的“同类“。他知道自己在踩线；可他也知道，他得吃饭。他在心里给自己划了一条：只修，不改。
那是一个物流园仓库的角落：地上有油，顶上漏风，工具是那人自己的一套便宜货。他蹲在车底下听了半个钟头，出来说：
“传动轴的十字节，旷了。“
“换一个多少钱。“
“件你自己买，一百二。手工给我五十。“
那人笑了：“你以前在广州，手工五十块都懒得接。“
“现在接。“
他一个星期去两趟。这两趟是他半个月里唯一觉得自己还有用的时间。他蹲在车底，手上粘着油，耳朵听着轴转的声音——那一刻他什么都不是：不是“涉案人员“，不是“取保候审的“，就是一个修车的。